聖經地理專文
The Area of the Negeb During Intertestamental Times
Bruce R. Crew,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李玟箖譯
以色列南地（Negeb，或稱為 Negev，意為南部，音譯「內給」，位於現今以色列死海東南部地區）主要為一片岩質荒漠。Evenari、Shanan和Tadmor（1982:32-35）指出該地區有如下的氣候特徵：降雨較少且不規則（每年20-200 mm），相對濕度低（40%-60%），太陽輻射強度高（每年195-201kcal/cm2），以及潛在蒸發量高（每年1,700-2,700 mm）。南地的土壤多處於未成熟的狀態，放眼儘是明顯的風蝕沙漠，有大量的漠地礫面(desert pavement)及沙漠岩漆(desert varnish)，僅有少量矮小稀疏的植被散布其中。
然而，儘管南地氣候乾旱，一片荒涼，它在古代以色列/巴勒斯坦的歷史地理學中卻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作為地理上非、亞、歐三洲大陸陸橋的最南端部分，南地為東亞和地中海地區間的貿易提供了關鍵的連結。在以色列人到達該地區之前，非利士人佔據着南地的海岸，亞瑪力人居住在此地區的北部，而以東人則住在中部和南部地區（Crew 1985）。
以色列人於主前11至10世紀的大衛時期佔領了南地地區，由此掌握了東方和地中海間的主要貿易通道（撒上27-31；撒下8:14；Crew 1987）。大衛的兒子所羅門藉南地最南端通向紅海的通道，即以祿(Elot或Elat）附近的以旬迦別建立艦隊和港口，進一步鞏固了以色列人對該地區的控制（王上9:26-28；代下8:17-18）。然而，在所羅門的兒子和繼承人羅波安統治時期（主前931-913），埃及王示撒（Shishak）前來攻打，致使以色列人失去了對該地區的控制，繼而引致埃及對南國猶大的入侵（王上14:25-31；代下12:2-4；Crew 1987）。
在主前931至586年南國猶大列王統治時期，南地之控制權似乎在以色列和非以色列人之間更迭（Crew 1988）。而當南國猶大與其北鄰的以色列達成某種形式的軍事與政治聯盟之時，以色列人對該地區的掌控達至頂峰，尤為顯著的是在約沙法王（主前872-848）和烏西雅王時期（主前790-739）。另一方面，在這二王期間，以東人極有可能借助強大的外力，例如埃及、敘利亞（亞蘭）或亞述，重新掌控了該地區的中部和南部。儘管隨後猶大有可能再次取得該地區的控制權，但在主前586年左右，隨著巴比倫國王尼布甲尼撒的入侵，耶路撒冷淪陷，猶大流亡至巴比倫，猶大人對該地區的控制權暫告終結。
猶大之毀滅並流亡至巴比倫，給以色列/巴勒斯坦的社會和政治造成了激烈的動盪。然而，這些動盪並非源於尼布甲尼撒的入侵和猶大國的毀滅，而是反映了某段歷史進程的終結。這一歷史進程發端於幾個世紀之前，隨着亞述帝國的崛起而逐步加速。本文將檢視聖經及聖經外的資料，試圖理解導致以色列/巴勒斯坦動盪的歷史和地理意義上的進程。具體而言，本文將聚焦於南地和主前4世紀那霸天人（Nabateans）的崛起，並討論他們與舊約所記載之尼拜約人（Nebaioth；譯者註：尼拜約是以實瑪利的長子，以掃娶了他的妹子[參創25:13, 28:9, 36:3]）身份相關的問題（創28:9,36:3）。倘若忽視那些引致游牧民族的侵入並掌控敘利亞-阿拉伯（Syro-Arabian）沙漠和地中海地區貿易通道的事件，要理解那霸天人作為色列/巴勒斯坦地區一支政治力量的崛起是很困難的。
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中，遊牧部落(Nomadic tribes)首次以政治實體出現是在主前853年的夸夸（Qarqar）之戰中，當時游牧部落與以色列並大馬士革組成聯盟，以對抗亞述統治者撒縵以色三世（Shalmanessar III）（Prichard 1955:279）。該聯盟形成之原因，可能源於遊牧部落試圖消除亞述人控制該地區貿易路線的威脅。隨著帝國的成長和疆域的擴張，亞述人對掌控這些貿易通道的渴望，似乎為其隨後對遊牧部落的政策奠定了基調（Eph'al 1984:76；Rainey 1993:152）。
提革拉毗列色三世（Tiglath-Pileser III；主前738-722）接受從以色列/巴勒斯坦許多王國奉來的朝貢，包括該地區至少兩個遊牧部落（Pritchard 1955:285-86）。這些部落企圖反抗，但是失敗了。其後，亞述國王在受影響的地區安排統治者以維持安定。他採取不驅逐遊牧領袖的決策，可能顯示其不願擾亂這些沙漠運輸路線上的貿易交通（Eph'al 1971:X）。其後，撒珥根二世（Sargon II，主前722-705）繼續接受該地區許多遊牧部落的朝貢（Pritchard 1955:285-86）。
西拿基立（Sennacherib，主前705-681）繼承了前人的政策，但需要時，他就採取更加嚴厲的手段，包括驅逐部落首領、掠走部落的神像，並以訓練和再教育為名，將王室成員作為人質扣在亞述朝中（Pritchard 1955:285，291）。他的繼任者以撒哈顿（Essarhadon，主前681-669）一度廢除了這些政策，但隨後在部落反抗其統治後又重新實施（Pritchard 1955:291-92）。以撒哈頓的兒子亞斯那巴（Asshuribanipal，主前668-627）於主前652年之前，在西巴比倫及沿著敘利亞-外約旦(Syrian-Trans-Jordanian)的邊界區域，包括一個屬於基達人（Qedarites）的地區，採取了更多遏制反抗的遊牧部落的軍事行動（Pritchard 1955:297-301）。其後在主前645年，亞斯那巴與另外一群游牧部落開戰，這其中一個便是稱為Nebaiate的部落（Pritchard 1955:298-99；Rainey 1993:159）。
儘管對遊牧部落有著軍事上的勝利，但是當亞述人作為近東政治強大勢力的時候，他們似乎從未擺脫與這些部落之間的問題。當亞述人攻入巴勒斯坦-外約旦交界的腹地之時，在新併入其帝國版圖的地區採取了許多新的政策，包括大規模驅逐本地居民，並以忠於帝國的外來人口作為替代。遊牧部落成員就屬於這些外來成員的一部分，他們的商業技能使他們成為沿著重要貿易路線地區最理想的移民。此類政策消除了這些帝國內部區域的安全隱患，並且進一步使得亞述常備軍隊獲得更多侵略性軍事行動的自由。
遊牧民族滲入以色列/巴勒斯坦地區，在尼布甲尼撒對該地區帝王邦國（kingdom-states）的軍事行動中得以強化。其後猶大、亞捫、摩押和以東的滅亡，導致了古代近東定居地區與沙漠地區間的分界線發生主要的變化——從敘利亞-阿拉伯沙漠轉到地中海海岸地區。由於以上諸國的覆滅，使這些遊牧民族集體地遷往靠近地中海的區域，尤其是通往埃及的海岸沿線（Eph'al 1971:XVIII；1984:176-78）。
巴比倫在那波尼德（Nabonidus，主前556-539）統治期間，保持著與這些遊牧部落的經濟聯繫。新巴比倫的行政和經濟檔案的相關記載顯示，這些聯繫通常是藉由軍事力量而取得（Prithchard 1969:562，564）。那波尼德為要征服這些部落，很可能以以色列/巴勒斯坦地區為基礎，對阿拉伯西北部地區發動了起初的軍事行動。從地理的角度來看，取道肥沃月灣（Fertile Crescent），穿過以東地區（南地乃其中一部分）前往提瑪（Teima），要比從巴比倫經由西爾翰乾河（Wadi Sirhan），橫跨敘利亞-阿拉伯沙漠的路線合理得多（Eph'al 1984:187-88）。從後勤供應的角度而言，後者無疑會對大規模的軍事行動產生嚴重的障礙。
遊牧部落滲入以色列/巴勒斯坦地區，在波斯時代進一步擴大，尤其是穿過西奈半島通往埃及的海岸沿線，以及尼羅河三角洲的東部區域。該地區的遊牧部落組成了波斯帝國第五行省（fifth satrapy），這是一塊供其對西方世界貿易出口的內飛地(enclave; 譯者註：內飛地指某個國家境內的一塊土地，其主權屬另一國家)。在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Herodotus）看來，波斯得以征服埃及，在很大程度上有賴於這些遊牧部落的協助，他們為岡比西斯（Cambyses）的軍隊提供水源，以及穿越以色列/巴勒斯坦與埃及之間沙漠的安全通道。倘若未能事先與這些遊牧部落形成良好關係，外來力量不可能在穿越沙漠之後，還能立刻對埃及發起軍事行動。此前亞述人在西拿基立和以撒哈頓時期所發動的一些軍事行動中，亦從這些部落獲得了類似的協助（Herodotus 3:141）。
這些遊牧部落因其忠誠和所提供的協助，得到了波斯人賦予的特權作為回報。這些特權包括一種「朋友」的特殊身份，除了每年供給波斯神廟的100他連得（talent）乳香之外，他們得以免於賦稅（Herodotus 3:91，97）。此外，他們還獲得了以色列/巴勒斯坦南部Cadytis（即迦薩，Gaza）和Iensysees（即el-Arish）之間一帶海港的控制權；這些港口隨後成為遊牧部落向西方世界出口其香料和焚香(spice and incense)產品的主要通道（Herodotus 3:5；Eph'al 1971:XX）。
波斯為要掌控埃及，促使他們於以色列/巴勒斯坦沿海的士非拉(Shephlah)地區建造許多倉庫城市，是靠近南地西北的交界處。該地區最為著名的遺址之一是帖爾黑斯（Tel el-Hesi），擁有眾多倉庫和巨大貯藏坑，均可上溯至主前5-4世紀之波斯時代（Blakeley 1988）。考古發掘顯示，該遺址極可能是波斯帝國行政系統中的道路驛站/倉儲庫房（Blakeley 1988:7）。若與埃及人於主前462和主前405年對波斯人發起的反抗行動的事件相連，這一點尤為重要。由此，使該區域成為在波斯統治範圍內的以色列/巴勒斯坦的重要邊界地帶。還有一些可上溯至波斯時代，擁有大型貯藏設備的其他遺址，包括Tell esh-Shariah和Tell Gat（Blakeley 1988）。
南地的考古證據，進一步證實了波斯人和遊牧部落間的聯繫。在主前333年波斯最終覆亡之前，波斯人在海岸城市迦薩駐紮了大量的衛戍部隊，這對亞歷山大大帝的軍隊構成極為有力的抵抗（Rappaport 1975:75）。該城市的防衛力量還包括一支由阿拉伯傭兵組成的守備部隊。此外，在南地其他地區也挖掘出波斯時期的遺跡，包括別是巴、亞拉得(Arad)、加低斯巴尼亞和Tel Kheleifeh（以拉他Elath），以及一些規模較小的遺址，如Horvat Ritma、Mesad Nahal Haro'a和Horvat Mesora（Cohen 1986:112-13；Meshel 1974:XI,XIV；1977:125）。
考古的研究顯示這些遺址有可能是古代貿易路線上的驛站和/或臨時補給中心，它們連結了阿拉伯半島及地中海沿岸的地區。再者，加低斯巴尼亞和Tel el-Kheleifesh均處於南地的中部和南部地區交接的關鍵位置，是位在經由西奈半島通向埃及替代通道的路線上。這或許表明，在波斯對埃及的軍事行動中，這些地區曾發揮過一些作用。
根據文獻資料的顯示，那霸天人第一次已知的出現是在主前312年。這是記載在西西里的迪奧多羅斯（Diodorus of Siculus）的著作中(譯者著：迪奧多羅斯是主前第一世紀的古希臘歷史學家)。這些著作的記載包括了那霸天人在以色列/巴勒斯坦的早期歷史，是僅有的可靠資料（Negev 1976:125-27）。迪奧多羅斯描述他們鄙棄定居生活，成為遊牧部落，並在沙漠中建有龐大的儲水系統。從軍事角度上看，這些隱藏在沙漠中的供水設備卡德什巴尼亚卡德什巴尼亚使得那霸天人成為任何軍事力量都難以征服的族群，因為任何入侵軍隊都需要在沙漠中獲得充足的水源供給。在安提柯一世（Antigonus）的時期，他曾經三次試圖征服他們，其屢次失敗很好地證明了這一點。
在迪奧多羅斯所記載有關那霸天人最早出現之前，幾乎沒有關於他們及其早期歷史的資料。可能最令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困惑的是，他們最開始的居住地以及其確切的地理位置問題。通常認為那霸天人包括一個操阿拉伯方言的遊牧部落，並且使用某種形式的亞蘭文字，作為書寫的言語。然而，有一學派宣稱，根據兩地文明在徑流裝置(runoff installation)和紀念碑遺跡方面的相似性，那霸天人應該來自阿拉伯半島南部（Negev 1976:131-33）。另有學派認為那霸天人起源於阿拉伯半島西北部，他們強調那霸天人在藝術、建築和陶藝方面，與希臘化的黎凡特地區（Hellenistic Levant）的文化有著密切關係( Parr 1968-69:251-52) (譯者註：Levant黎凡特地區，泛指東地中海地區)。
語言學上的問題，尤其引起雙方相當程度的爭議。一些學者根據Nabateans的閃語（Semitic）詞根nbt和舊約記載的Nebaiaoth，以及亞述編年史中Nebaiate的關聯，來推斷那霸天人的身份由來（Kammerer 1929:28,106; Dussaud 1955:21-22,116）。另一些學者則基於歷史和語言方面的論據，拒絕接受這種推斷，他們指出在Nebaiate詞根中的輔音字母t（tav），構成亞述語詞尾變化（-ati）的一部分，同樣見於舊約的記載，以及阿拉伯半島西北部提瑪（Teima）的那霸天銘文。他們提出若綜合考慮這些因素，應以nby而非nbt作為那霸天的詞根。
此外，他們還強調軟輔音t（tav）和硬輔音ṭ（teth）的不同，前者是亞述資料中的用法，後者則通常存在於阿拉伯-那霸天書寫的字母中。他們指出，在一個原始地名上發生兩個語言上的變化是不大可能的。他們進一步提出疑問，即Nebaiate出現在亞述編年史資料中，和那霸天人出現在迪奧多羅斯的記載中，二者之間有三到四個世紀的時間差距。而且，問題還在於Nabatean的詞根nbṭ和可能與其相對應的南阿拉伯語專有名詞(onomastica；譯者註：專有名詞及其起源之研究)之間，亦可能存在某種相似性（Starcky 1955:86-87）。
然而，近期一項針對亞斯那巴時代亞述國家信件的研究指出，在那個時期，亞述的抄寫員從未使用-ati作為專有名詞的詞尾變化(inflection ending)（Broome 1973:1-16）。研究者進一步主張，在阿拉伯方言中可以看到和聽到半元音（semi-vowel）[y]這種亞述語形式的音節劃分（syllable dividers），因此主前6世紀阿拉伯半島西北部的Gebel Ghunaym文本中，產生了詞根nbyt（Winnet和Reed 1970：99-100）。職是之故，這項研究認為亞述文仍然是Nabatean詞根的原始淵源，並在被外域資料記錄之時產生了語音和聲音結構方面的變化。
該研究進一步強調，從亞述語轉錄為Arabic-Nabatean語之時，Nabatean的詞根發生了第二種變化，使得第二個音節變短，因此重音落在最後一個音節（ultima）上。原初的t（tav）最終轉變為ṭ（teth），如此一來使得那霸天人有被視為等同於舊約記載中的Nebatioth(尼拜約)，及亞述編年史的Nebatiate的可能。
其他學者基於語言學上的論據，對以上研究提出質疑，指出該項研究在語言鑒定的問題上，對亞述語資料中拼寫、語音和語法規則存在著使用不當的問題（Eph’al 1984:222-23）。然而，許多語言學家已經注意到，以上的研究提出的拼寫變化路徑，普遍存在於古代近東語言中，尤其是在亞述語轉化為阿拉伯語和亞蘭語的過程中（Lund 1980）。與此相似的變化也在其他閃族語言中出現，包括阿卡德語（Akkadian）中t和ṭ的書寫符號（Lawlor 1974:28-29），以及塔木德文獻（Talmudic；譯者註：為猶太教在主前5-2世紀間，有關律法、條例和傳統的宗教文獻）中t和ṭ的相互轉換（Lund 1980）。另外，閃語中的詞根nbṭ也存在於阿拉伯南部以外其他閃族語言中，最明顯當屬阿卡德語和希伯來語（Parr 1968-69:251-52）。
因此，從語言學的觀點來看，舊約中的Nebaiaoth和亞述編年史中的Nebaiate，有可能是那霸天人，儘管這個觀點在目前依然是有待決的疑問。然而，如果確實如此，那麼餘下的有關那霸天人最初的居住地就成為歷史地理學中的一個問題。J.R. Bartlett（1979:53-66）的一項研究運用了源自亞述、提瑪和舊約資料的相關地理資訊，提出那霸天人的原始居住地是在阿拉伯西北部的一個地區，該地區西部為以東山脈，西南部為希斯馬高原（Hisma Plateau），東部為內夫得（Nafud），東北則為西爾翰乾河（Wadi Sirhan）。此外，Bartlett提供了一個相應的歷史和考古學的年代表，描述了主前7至4世紀外約旦南部地區的以東人和那霸天人的活動。
對於Bartlett而言，不僅僅是在阿拉伯半島內部，甚至在整個古代近東地區範圍內，那霸天人在地理上都處於戰略性的位置。如果南地的中部和南部地區包括在古代以東的原始疆域內，那麼從地理的立場來看，那霸天人政治和文化的核心地帶，與最初以東人的領域極為相似（Crew 1981:149-150, 160;202:2-10）。尼布甲尼撒毀滅以東之後，留下地理和政治上空位。而那霸天人應該處於一個最佳的地理位置，可以迅速遷入並填充這一空位。那霸天人從此位置出發往西遷徙，這使其控制了阿拉伯半島和敘利亞-巴勒斯坦之間所有主要的陸上路線。那霸天人在以色列/巴勒斯坦地區作為一個政治實體存在的期間，其地理位置所帶來的財富和力量，遠超過任何其他因素。
在波斯人征服巴比倫帝國後，那霸天人遷居至這一關鍵的地理位置，在其後波斯人對埃及的軍事行動中，那霸天人幫助他們穿越沙漠，因此獲得了波斯人的好感。作為回報，波斯人承認並支持那霸天人鞏固其對該地區的掌控，由此確立了那霸天人在古代近東香料和焚香的獲利貿易中，始終處於中間人的地位。伴隨著亞歷山大大帝對波斯的威懾，以及隨後亞歷山大帝國於主前323年，在他駕崩後的分裂，那霸天人在以色列/巴勒斯坦地區逐步獲得其作為獨立的政治和地理實體的地位。於是，從主前4世紀晚期，他們進入歷史圖卷中，並以安提柯一世試圖征服他們揭開序幕。
另一方面，以東被尼布甲尼撒摧毀之後，餘留的百姓可能遷徙至南地的北部地區和猶太山地南部的地帶，一直到伯夙山脊(Beth-Zur Ridge)，隨後成為人們所共知的以土買人（Idumean）。在哈斯摩尼（Hasmonean）時代，以土買人最終被許爾堪（John Hyrcanus I，譯者註：他是哈斯摩尼王朝的王子和大祭司）征服，併入其鄰國猶太之中。隨後他們逐漸與這片土地建立了一種農業上的聯繫，這一過程產生之原因，可能源於此前在波斯征服巴比倫後，流亡的猶太人回歸並定居於南地北部（尼11:25-30）。只有在上述歷史和地理背景之下，才能最好地理解那霸天人如何崛起而成為南地地區一支重要的勢力。
[譯者註：有關那霸天人的介紹，可點閱本網站「那霸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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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自Bruce R. Crew, 2005. The Area of the Negeb During Intertestamental Times. In: W.A. Dando, C.Z. Dando and J.J. Lu (eds.) :Geography of the Holy Land : Perspectives. Taiwan: Holy Light Theological Seminary Press, pp.79-87.]
修訂：本文由周文峰於2024/01/24修訂。